東方藝術家
第一次見到謝老師，是一九八五年的秋天，那時，我在東汽技校讀書，一日幾個同學結伴到廠里轉悠，在天橋上，相向而來的一人背著一個大攝影包，長發披肩躬身而行，我心里好奇，這是誰啊？由此，躬身前行的影子成了我心中的問號。
不久，我參加了曙光文學社的一次活動，我知道了他叫謝瑞發，東汽宣傳部攝影師，我站在他的身邊，看他攝影，他屏氣握機，一只眼睛圓睜，通過取景器，搜巡著活動現場，不時發出“咔嚓”，“咔嚓”的聲音……
這一天，我心中的問號，變成了一只感嘆號，成為我一生仰上的高峰。這一天，我喜歡上了這“咔嚓”、“咔嚓”的聲音。
留在記憶底片上的勤奮
一九九O年初冬，我因報紙登圖片的事到了謝老師的家。進去后，他給我倒上了一杯水，一種叫絞股藍的中草藥泡的，沙發上是一本《好新聞》，我信手翻了翻，上面紅紅綠綠地劃了很多紅線條的注腳。
我說：“謝老師，你看這個干啥？”
他說：“我在研究工人日報辦報的方向，琢磨他們喜好的內容，方便投稿。”
我心想，你拍好一張照片就可以了，好圖片什么地方都要用啊！
他似乎猜出我的狐疑說：“你娃瓜的，好的圖片不一定有好的用處，這里有很多圖片以外的因素，比如圖片說明，我看工人日報記者寫的文字，就是在想怎樣寫圖片說明呢！”
我眼前一亮，對啊！我常常為通訊配圖片說明，動不動就“圖為……”，沒想到這簡單的說明，竟然有這么多的講究。
我像是一個虔誠的朝圣者，感知著一個大師的神秘暈圈，在懵懂中，我來到他的書房，這是一間用包裝板搭建的“危房”書報雜志、資料無序地堆放著，他拿出一個本子，上面全是好圖片的文字說明以及圖片命名的心得，一大疊，20多本。
1992年夏天，我欲到新疆采風，那時，月工資在100元左右，我花了一千三百元買了一臺二手的德國百佳相機，那時，我只是喜歡，還沒有實踐經驗，于是，我到謝老師家里去拜師，懇請他來一個攝影速成。他拿起相機，剎有介事地比劃著，從最基本的姿勢示范。為了說明一只手使用相機的情形，他一手握緊相機，一手抓緊窗欞，身體向上一竄，相機發出“嚓、嚓”聲，他說“有時還要這樣”。接著他說：“你娃選定的路，跪著都要走完啊！”
我想，我不一定是職業，只是喜好嘛，他這一說，心中壓力挺大的。我說：“沒那么嚴重啊，不就是‘咔嚓’幾下嘛”
他說:“什么咔嚓幾下呵，那是你心跳的聲音，是你帶著感情去看拍攝對象，讓你激動的心跳的聲音。”
我無言以對，對自己的無知抱以“嘿嘿”干笑。匆匆識別了功能按鈕，第二天，帶上50余個膠卷遠赴新疆，開始了我的流浪之旅。50多天后，回到四川，膠片沖出來后，不禁汗顏，讓彩擴部的人莫名其妙地問了一通又無以作答。因此，含糊其辭，飛也似的逃離彩擴部。
那時，別人不解，這么貴的柯達膠片，就這么糟踏了，別人并不懷凝我的技術，只是懷疑相機出問題，因為22元的一個膠卷，拍不來，誰去買，并且還50多個。
現實的這一課，讓我細細品味老師的話，才知道這不是無奈之下跪著走完的路，這本身就是一種跪下從事的職業。
事后，我到了他上班的地方，閉口不說新疆攝影，似乎他也覺察端倪，也不問。
在昏暗的工作窒里，掛著底片和沖洗出來的圖片，一手拿著鑷子，夾著底片，湊近電燈仔細觀察。
“嘩嘩”的水聲，填充了我們之間的沉默。
艱難地走到安全地帶，他無力地躺在草坪上，傷痛讓他不能站立。然而心愛的相機還在辦公室。他又忍耐著巨痛到了指揮部，從孫巖松的手中借來相機，開始記錄大地悲愴的一幕，至到身體不支。然而，因為通訊全無，時任黨組工作部副部長的蘭芳從他的相機里取走了卡，緊急奔向成都省政府匯報災情。這就是東汽抗震救災對外發出的第一組圖片。
這時，腰傷已不能站立的他躺在停在廣場的車上，忍受著巨痛，他看到我，趕緊叫住我說：“劉崗，趕緊拍啊！把格式變小些，多拍、多拍啊！”我看到那痛苦中欲哭無淚的表情，我知道他受傷了，并不知道他傷得多重，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只說了聲：“謝老師注意身體。”匆匆離開……
第二天，我在大門口看到他，他正由他的愛人和朋友扶著，在拍攝，那哪里是扶那么輕巧啊！大汗淋漓地師娘，將他扶起來，使勁地支撐著他無力的身體，讓他拍，并半拖半背地帶到解放軍搶險和安置點拍攝……
這時的他由于沒有條件治療，僅僅吃了幾片去痛片，半身已開始竄麻，在攙扶下，也無力邁動一步……
接下來的幾天，他已沒有力氣再到救災現場采訪，又不能得到有效治療，時任宣傳部部長、忙不過來的彭嘉，在電話中生氣地大吼：“你走啊！走得越遠越好，趕緊治好再說！”
這樣，在朋友們的幫助下，他到了老家中江治療，由于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現在落下八級傷殘，刮風下雨就隱隱作痛的毛病。
中國攝影家協會小組成員解海龍，省攝影家協會賈躍紅、何軍帶著對一個優秀而又堅強的攝影師的崇敬，來看望受傷的謝老師。
解海龍說：“我們看到你的照片了，我受中國文聯黨組的委托專程來看你。”
這時，治療后在家休息的謝老師，一句話也說不出，平躺在木板上，與大家的手緊緊相握……
熒屏上定格的夢想
2009年6月，中央電視臺輾轉找到謝瑞發老師，他們在全國征集有代表性的各階層人員在熒屏屏上說出自己新年的夢想，《2009我的夢想》欄目組對謝老師作了深入了解后，邀請他到央視訪談現場。
9月10日，謝老師打點行裝，到北京參加訪談，這是一個關于夢想的訪談，而他全準備的是與他的夢想沒有關的，應該說在全國工業題材的拍攝中，他是領軍或翹楚人物，他的夢想是藝術的。
然而，在11日晚上的直播中，著名主持人倪萍問他的夢想時，他說：“我的夢想是要讓東汽精神永遠留傳下去。”
熒屏前，我聽到振振有詞的話，我愣住了，這是夢想嗎？他想到全國眾多的景點搞創作，他想出一本自己的影集，這是他的夢想啊，為什么變成了這樣的夢想呢？
熒屏上，他拿出一個小鬧鐘，接著講了這一個鬧鐘的來歷，那是他70年代進廠后，有一天人他遲到了，他的師傅送給他的，并嚴格地說，“小謝，從今天起，你一天都不能遲到”。從此，這一個小小的鬧鐘陪著他走過了三十九個春夏秋冬，每天把他從夢中叫醒，多年養成一個習慣，第一個到辦公室。
企業文化所孕育的精神，是一種力量的象征，這種文化，讓每一個東汽人都整齊劃一，對于一個不熟悉東汽文化的人來說，他永遠遠不能理解這種夢想的光輝與神圣。
“我的夢想就是讓東汽精神永遠發揚光大”！屏幕上，他那不標準的普通話又重重的響起，讓我不禁心中一熱，這是一種什么境界啊！讓夢想變得如此崇高。
這對于對謝老師有諸多了解的我來說并不難理解，作為一個從工人中成長起來的優秀攝影家，三十多年來，他從取景器中，見證了東汽精神的形成與發展。在大地震中迸發出的精神的力量，讓世界看到了災難中挺立的東汽人，讓世界人民在金融風暴中看到比黃金更重要的信心。
這一種精神的弘揚，在老一輩東汽人身上，看成比實現自已夢想更重要的責任。
如今，謝老師每天拖著八級傷殘的身體，腰上捆綁著一條磁療帶，樂此不疲地整理著東汽建廠四十多年的圖片資料，仍然每天第一個來。
反觀謝瑞發老師的攝影與工作歷程，所有的日子都像是膠片上的齒孔，每一個，每一天都方方正正！
>>>鏈接之一：謝瑞發工作簡介
謝瑞發，1966年8月18日到漢旺，東汽首屆中專畢業，學習車工參加建廠勞動，1970年畢業，分配到船機分廠，1971年哈汽實習一年鉆工，評為學大慶先進個人（東汽培訓隊僅一位），1972年返廠，在車間干過鉆床、車床、鏜床，同時操作船機分廠的4名鉆床，帶了5個徒弟，1979、1980、1981連續三年評為工廠勞動模范（廠標兵）潛心鉆研“群鉆”技術，提高生產效率，為廠全的鉆工（車工，銑工）舉辦二期群鉆學習班主講群鉆的刃磨和使用，期間，唯一愛好就是攝影，在家里洗放照片，為民服務期間參加船機分廠服務隊開設為民服務攝影項目。
1982年，工廠抽調基層優秀人才充實宣傳隊伍，調任宣傳科當攝影記者，一直到現在，1983年主動放棄了提干的機遇，選定了攝影這一職業。
>>>鏈接之二：謝瑞發藝術簡介
>>>鏈接之三：謝瑞發藝術感言
·攝影器材不求大、洋、全，它們只是工具，適用就好。
·攝影有捷徑，要攝影人自身潛心領悟，不懈勤奮學習，實踐是最好的捷徑。
·攝影作品獲獎只能代表攝影人某個時期的一點一滴，要想卓有成效就一定要終身付出。
·攝影藝術之路是異常的艱辛漫長，入道容易，精道太難。只有迎難而上的人才有可能到達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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